小說的寫法2

對於短篇小說題材的“開掘”——主題的提煉同樣要十分重視。“幾乎在所有的情況下, 作家心中首先想到的總是小說的主題,或者說思想內容。他構思小說的情節是為了表達這一主題,創造人物也是圍繞著這一主題。好的小說總是有一個好的主題的。”([英]《小說家的技巧》)衡量一篇小說的美學價值,重要的並不是看題材本身,而是看作者對於題材所開掘的思想的 深度——主題提煉的程度。所謂開掘,就是要深入發掘生活素材所內涵的本質意義的東西;作者對生活素材的本質意義開掘得越深入,主題思想就越深刻,作品的教育作用也就越大, 美學價值也就更高。所以說,一篇沒有好的主題的小說,是無法登上大雅之堂的。 李師東在《一個新的文學層面的誕生》中評論九十年代的新生代作家時指出:“八十年代的文學,是以對表現疆域的拓展的掘進、對表現手段的探索和實驗為其顯著特徵的。與前幾茬 作家相伴隨的是衝突和對抗、張揚和摒棄、試驗和沿襲、超前和滯後、創新和守成、反撥和建立等源遠流長的話題。直至今天,我們仍然能在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中感受到來自不同思 想觀念、文化背景的衝撞和對舉。”“在九十年代新的時空下,這一茬更為年輕的青年作家得以走上文壇,正在於他們明顯疏離了前幾茬作家習慣關心的話題,而與社會的新的變化和進展保持了同步相向的趨勢……把個人的情緒與時代的生活面貌和精神處境勾連在一起,謀求與九十年代社會的契合,體現中國社會新的進展,這正是他們的努力。以一種消解的姿態, 達到對文學的整合,以反先鋒的方式,回歸到樸素的情感姿態,以個人化的方式,進入到文學創作之中,這正是這個新生代作家群的文學用心。”(中國華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新生代小說系列”總序) 應該指出:小說寫作中對材料的分析與科學研究中對材料的分析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
   “一個文學作家應當走的‘創作過程’的道路,是和社會科學家研究過程的道路相反的。”“社 會科學家所取以為研究的資料者,是那些錯綜的自然的現象,文學作家的卻是造成那些現象的活生生的人。社會科學家把那些現象比較分析,達到了結論;文學作家卻是從那些活生生 的人身上,——從他們相互的關係上,看明瞭某種現象,用藝術手段來‘說明’它,如果作家有的是正確的眼光,深入的眼光,則他雖不作結論而結論自在其中了。”(《茅盾論創作》 第466頁)因此,小說作者的分析工作是與自己對人物、事件的觀察、感受,對生活的體驗、理解結合在一起的,這種分析是理性的,但是它是融化在形象思維中的。
   許多小說作者的創作實踐告訴我們,有的作品的主題是在人物之前產生的,而有的主題 是在有了人物之後才確定的。例如茅盾創作《春蠶》,是先有了主題,“其次便是處理人物,構造故事。”(《我怎樣寫〈春蠶〉》)而王蒙說他的許多短篇小說並不是先有了主題然後再去 寫的。他說:“《夜的眼》是什麼先行呢?是感覺先行,感受先行,是對城市夜景的感受先行。這裏頭有我個人的感覺,但又不全都是。……《夜的眼》就是寫一個長期在農村、在邊遠地 區的人對大城市、對我們生活的感受。……這個感受飲食著深思對我們生活的深思,這個深思還沒有做出明確的結論,但是它充滿了深思。”王蒙又說:“《夜的眼》還有一個主題,這也是我在最近才明確的,就是寫了我們生活中的轉機。……所謂‘轉機’,充滿了艱難,充滿著歷史的負擔,但又開始有了新的東西,大有希望。《夜的眼》裏既有負擔,又有希望;既有傷痕,又有跨越傷痕向前進的努力;既有思索,又有感受;既有想不清的地方,又有相當清楚的地方。我覺得《夜的眼》裏包含的東西是比較多的。”(《漫話小說創作》)
   總之,我們對小說的材料必須深入開掘,對主題必須刻苦提煉。而在構思時、寫作中, 是不能將主題提煉、人物刻劃割裂開來的。可以是主題先行,也可以是人物先行,還可以是感受先行。而且,主題可以是一個,也可以是幾個,即寫成多主題的小說。
   四、刻劃人物,塑造典型
   人物的刻劃和典型的塑造,是小說寫作中最重要的工作。茅盾指出:“典型性格的刻劃, 永遠是藝術創造的中心問題。”
   怎樣才能寫出典型的人物形象呢?我們當然要充分運用敍述、描寫、議論和抒情等等表 達方法,採用比喻、象徵、誇張、擬人……等等修辭手段,使人物生動、形象,活靈活現,栩栩如生。但是,僅僅這樣還是很不夠的,小說寫作與一般記敍文寫作的一個重要的不同之 處,就在於小說要進行藝術概括,運用虛構、想像的典型化方法刻劃人物性格,從而創造出具有個性的又體現時代精神、社會牲特徵的典型形象。為此,就“必須使現象典型化。應該 把微小而有代表性的事物寫成巨大的和典型的事物——這就是文學的任務。”(高爾基《和青年作家們的談話》)
   典型化的基本規律就是個性和共性的高度統一,使“每個人都是典型,但同時又是一定 的單個人”。這就要求我們努力實現恩格斯提出的要求:“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了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
   所謂典型環境,一般指一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即現實環境,其實,它“更應該包括特定 的種族環境、地域環境、歷史文化環境等各種穩態的以及動態的大環境要素。一個具有永恆意義的藝術典型,正是諸種直接的現實環境以及全部的民族、歷史、文化等深度環境和綜合 環境所共同培育而成的。”(郝雨《在典型創造上用力》,1997年10月14日《文藝報》)所謂典型性格,指的是人物必須是充分的共性和鮮明的個性的高度的統一體。人物的共性要從人物的個性中體現出來。“人們常說,近年來的小說創作故事情節的枝幹上並沒有結了多少人物之果,即是指作品重在把握圍繞‘事件’所交織起來的複雜的社會現實,但缺少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這恐怕就與缺少有深度的、富於個性魅力的性格刻劃有關。因此只有在深刻把握現實關係的同時,深刻地把握人物內在靈魂,使‘身份’與‘性格’有機結合而不能偏廢其一,才能達到現實主義創作所要求的典型化高度。”(任玖珊《現實主義話 題再熱評論界》,1997年10月14日《文藝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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